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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再问“钱袋子”:增收又减负,腰包才更鼓
2018-02-23 15:20:31 来源: 人民日报  责任编辑: 陈方舟  

    增收又减负,腰包才更鼓(视窗·新年再问“钱袋子”(下))

    本报记者 林丽鹂

    百姓的钱袋子鼓不鼓,既要看收入涨不涨,也要看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负担重不重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“鼓励勤劳守法致富,扩大中等收入群体,增加低收入者收入,调节过高收入,取缔非法收入”“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,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缩小收入分配差距”,指明了收入分配调节的方向。春节期间,我们采访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几位劳动者,探讨如何把收入“蛋糕”切得更好、更合理。

    增加优质公共服务

    给中等收入者减压

    【心声】“如果卖掉现在的住房换成学区房,刚够首付,不仅每月还贷压力增加,居住面积也小了,父母来了都住不开。希望政府尽快提升小区学区的教育水平,让女儿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。”

    ——辽宁沈阳市沈河区某保险公司员工 梁 京

    今年,是梁京大学毕业在辽宁沈阳扎根的第10年,她就职于沈阳市沈河区某保险公司,每月工资从最初的2000元涨到6000元,丈夫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,每月工资也有5000多元。

   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梁京是“月光族”,这个月办张健身卡,下个月办张美容卡,支出完全没有计划。现在赚得多了,反而不大手大脚花钱了。“前几年,我爸脑溢血,住院加上后期复健花了几万元。我老家在小城市,医疗条件不好,把他接到沈阳来看病,但医保异地报销要先垫付,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手头有存款多么重要。”梁京说。

    “这些年,收入增加了不少,但上有老下有小,钱还是攒起来踏实。”梁京说,“我爸大病一场,让我有了危机意识。父母年纪大了,养老金只够生活费,得给他们准备应急的钱。女儿现在上幼儿园,各种各样的兴趣班、学前班少不了,每年开支也不是小数。虽然我俩的收入在沈阳不算低,却还是有不够花的感觉。”现在,梁京一家居住的小区,生活还算方便,但眼看女儿要上小学,梁京有些着急:“我们小区对口的是一所普通小学,连区重点都不是。要想让女儿上重点小学,得买学区房,这样一来,压力就大了。”

    “咱家这学区房还买不买?”梁京和丈夫商量,迟迟拿不定主意,“如果卖掉现在的住房换成学区房,刚够首付,不仅每月还贷压力增加,居住面积也小了,父母来了都住不开。”

    在城市,像梁京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,生活压力也不小,一方面他们有一定收入,享受不到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优惠政策,另一方面,他们要赡养老人、抚养孩子,在高昂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支出面前,日子过得并不轻松。

    “看未来,增加收入不容易。”梁京说,比自己早上班10多年的老员工,月薪也不过比自己高一两千元,也就是说,很难指望通过积累工作时间实现收入水平的大幅跃升。

    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建议:“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,应该改变传统的分配模式,从强调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,特别是资本、土地等物质要素的作用,转到更加重视劳动力、创造能力、科技能力、管理能力等要素创造的价值,并在收入分配中给予倾斜。”

    目前,梁京最盼望政府能尽快提升小区学区的教育水平,让女儿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。“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来讲,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,进入小康还会有更高需求,对生活的安定性、舒适性、愉悦性要求更高。这既要增加个人收入,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,比如更公平的教育、更优质的医疗,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。”赵锡军说。

    调节手段更有效

    各类收入更透明

    【心声】“其实真正有钱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资,而是靠资本赚钱,他们有的房产多,有的通过企业收支合理规避个人所得税,还有一些隐性收入根本不纳税,我觉得这些收入更需要税收调节。”

    ——北京某民营企业职员 赵彬彬

    “我的年终奖交了1万多元的税,真心疼。”北京某民营企业职员赵彬彬说,“我每月工资7000元左右,在北京真不够花,尽管年终奖有6万元,但一交个税,也剩不下多少了。我想不通的是,为什么公司老板明明比我有钱,缴纳个税却和我差不多?”

    我国目前实行的《个人所得税法》是2011年通过的,工资、薪金所得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,起征点为每月3500元,最高档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元的部分税率为45%,收入调节的力度并不小。但赵彬彬有些不平:“我们老板给自己开的工资并不高,年终奖更是象征性的只有1元钱,根本交不了多少个人所得税。”

    “其实真正有钱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资赚钱,而是靠资本赚钱,他们有的房产多,有的通过企业收支合理规避个人所得税,还有一些隐性收入根本不纳税,我觉得这些收入更需要税收调节。”赵彬彬说。

    “目前,大部分的居民合法收入都会纳入纳税征管体系,除非一些特殊情况。比如我国公民在境外取得的一些收入,目前税收征管还没有完全覆盖。”赵锡军建议,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,把没纳入的都纳入进来,对于恶意逃税、偷税漏税要坚决查处。同时,提高纳税人自己纳税的积极性、主动性,一方面要提升其社会责任感,另一方面也要提供与其纳税贡献相匹配的公共服务。

    赵彬彬觉得,个人所得税将起征点定为3500元,起点有些低,因为经过几年的发展,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了。“个税调节,不能只盯着工资,更应盯紧资本、资产等财产性收入。”

    在税收调节之外,还应破除行业垄断,从源头遏制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。发改委、央行、统计局等部门调查发现,中国高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。目前,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新方案,即所谓的国企“限薪令”已经执行了几年。

    “未来,应继续破除行业垄断,坚持按劳分配原则,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,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、更有序。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说。

    完善社会保障网

    低收入者更踏实

    【心声】“眼下房租涨得太快,一小半的收入都给了房东。要是能给我们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,小点、远点都不要紧。”

    ——重庆籍进城务工人员 冯慧英

    47岁的重庆人冯慧英在北京做家政小时工,每个月能挣4000多元。她说:“只要自己勤快点,多干点就能多赚点,就是租房和看病的开销太大,赚了钱也剩不下。”

    冯慧英在京郊租了一间小平房,今年房东将每月房租从1300元涨到1600元,冬天没有暖气,但她也不舍得用电暖宝,“房租涨得太快,一小半的收入都给了房东。要是政府能给我们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,小点、远点都不要紧。”

    冯慧英还有一项大头支出是医药费。“去年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又犯了,拿着我在重庆县城参加的新农合医保卡在北京看病,医院不认。吃药、针灸都报销不了,一个月又多花七八百元。”冯慧英在重庆老家咨询过医保报销的政策,被告知要从县医院逐级向上转院才能报销,“我在北京打工生病了,也不能先坐车回家去转院呀。相信像我这种情况的人还有很多。”

   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确能减轻低收入人群负担,但更让某些低收入人群头疼的还是钱袋子太瘪。

    江苏淮安市盱眙县官滩镇洪湖村农户陈广军2016年的收入只有2万元,妻子身有残疾,家里两个小孩还在读书,仅靠7亩粮田维持生活,“种粮挣的钱不够花,我就做点瓦工。虽然老伴看病有新农合,但日子还是紧巴巴的。”陈广军说。

    如何让低收入人群的钱袋子更鼓?要“输血”,更要帮忙“造血”。去年,在村里帮助下,陈广军将分散在4个地方的7亩田整合成一块,村里担保帮他申请到5万元小额贷款,另外又新承包水田26亩,实施规模化“虾稻共生”养殖,生产地理标志产品——“盱眙龙虾”。仅一年时间,全家收入就涨了好几倍。

    腰包鼓了,陈广军高兴,但一盘算未来,压力还不小,“想供两个孩子上大学,一个孩子最少得花七八万元。将来孩子也要成家,还得依靠家里支持,否则很难在城里立住脚。”他盼望水田里的小龙虾长得再快些,趁着这两年行情好,手里多攒些钱。

    “对低收入人群来说,不仅要帮助他们提高劳动能力,获得更高的收入,还要织好社会保障网,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给予基本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就业等保障,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。”赵锡军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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