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，乡村治理中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：一方面，农村盖个房，需要10多个部门审批；村民盖个章，要跑乡里好几次；环保督察要求清零禽类养殖场，到头来变成了建设“无鸡村”“无鸡镇”……工作氛围过紧、变僵，人们纷纷呼吁为基层“松绑”。另一方面，在上级部门对村级管理较为松散的地区，经常发生“微腐”案件，又与监管失职有关。

“一管就僵”和“一放就乱”的现象，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能力不足。加强管理本是为了让村级组织有序运行，放权松绑是为了提高基层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，但实践的效果不尽如人意：有的地方工作做得不实不细，该管的地方不管、该放的地方不放，说起管理，就是“一禁了之”，说起“放权”，往往撒手不管，“一放了之”，导致治理乱象。

进入新时代，对乡村治理提出更高要求，呼唤着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，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，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。创新乡村治理体系，走乡村善治之路，既要从顶层设计出发，完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，又要从基层自治着手，不断激活乡村主体的创新力量。

这些年来，年轻村民外出务工增加，部分选拔上来的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，与村民沟通交流不畅；有的跟不上新时代的节奏，导致村务治理能力明显滞后，存在对上级部门的过度依赖。不断弥合村民自治体系中的能力断裂地带，首要就是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把党的领导放在增强乡村自治能力的首位。同时，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，才能知道哪些该管、哪些该放，该怎么管、该怎么放。

法治和德治是推动乡村善治的“两翼”。乡村治理必须以法律作为规范乡村所有主体行为的准绳，尤其需要大力推广乡村普法工作，比如让法务志愿者到基层乡村“以案说法”，由浅入深地讲述家庭纠纷、财产纠纷、借贷纠纷等身边案例，引导村民增强法律意识、提升守法素质。“风俗者，天下之大事，求治之道，莫先于正风俗。”伦理道德是引导风气和凝聚人心的不可替代力量，是乡村治理的灵魂，通过议家风、立家训、传家礼、评家庭，营造良好的乡村德治环境，可以有效破解法律手段太硬、说服教育太软、行政措施太难等长期存在的难题。

（摘编自10月10日《湖南日报》，原题为《“三治”让乡村走上善治之路》）